当茶遇到了咖啡……——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

中国和意大利同属历史悠久的伟大文明古国，中意两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是东西方最早有了交往的两个国家。最早东西方交流的纽带正是中国人为世界作出的一大贡献：丝绸，而丝绸之路的两端就是当时的两个世界大国——中国与罗马。这条大路不仅为罗马和整个西方带来了珍贵的丝绸，还带来了冶炼等高超技术以及大黄、桂皮等药材和香料，当然还有遥远东方古国的文明信息。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也成为一条面向世界和了解世界的信道。所以，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和罗马就掌握了对方的一些信息，古罗马科技名著《自然史》将中国称为“赛里斯”，说那里“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上……后织成锦绣，贩运至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也描写过中国的丝绸，贺拉斯则记载过中国的弓箭。当时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或“丝利加”，意谓“产丝之地”。

公元前3世纪秦统一中国，可能是由于“秦”的强大，罗马人改用 “cin”(发音为“秦”)来直接称呼这个丝绸大国，但这个发音与罗马当地的发音习惯不相符，即在最后加了个元音a，就成了Cina，不仅一直沿用至今，而且其他国家也跟着这样做，用以称呼中国。英文的China无疑是从Cina演变而来的。

我国的《后汉书》则称罗马为“大秦国一名犁犍……地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而衣文绣……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人民皆长大平直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将罗马的强大豪华写得淋漓尽致，特别提到了“水精”，即玻璃，可见了解之详尽。

丝绸之路使丝绸这一高级面料在罗马大行其道，恺撒穿着绸袍出现在剧场，当时被认为是奢侈之极，导致罗马贵族竞相效仿。罗马出现了专门出售中国丝绸的市场，甚至因贵族们大量购买而出现了国库资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罗马自然想直接沟通，双方都进行了巨大努力。

我国西汉时期实力强大，经济发达，汉武帝极力扩大皇朝疆域，开拓市场，于是派遣张骞于公元前139年出使西域，在安息（现在的伊朗）被扣留，出使失败。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仍未能到达最终目的地。

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也为两大古国的交往做了佐证。公元前53年，古罗马克拉苏为扩大地盘，率数万人征战古帕提亚王国（安息），在卡莱（现土耳其的哈兰）战败，长子普布利乌斯所率6000余人神秘失踪，成为古罗马历史的一大悬案。可是，《汉书·陈汤传》却提供了一些线索。《陈汤传》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带4万人讨伐郅支单于，战于郅支（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市），“生虏百四十五，降虏千余人”。战败的是一支奇怪的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步兵百余人，夹鱼鳞阵，讲习用兵”。而这种构筑“重木城”的防卫工事和上百人用圆盾连成鱼鳞状的防御阵势，只有古罗马军队采用。历史学家们认为，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在卡莱战役中战败的古罗马军队。陈汤将其俘获后带至甘肃永昌县境内，汉政府在祁连山麓始置“骊靬县”以安置战俘。《后汉书》还写道：“汉初设骊阡县，取国名为县”。这就是说，这个县的名称来自古罗马之名，（“骊阡”应为“犁犍”的另一种音译）而且我国古代具有以国名为地名且必与事实有关联的传统，这些骊阡人就可能是普布利乌斯的残部。清朝学者惠东写的《后汉书补注》还说，骊阡县“本以骊阡降人置”，表明骊阡县是因为安置投降来的骊阡人而设。这样一来，文献证明了骊阡就是因为骊阡这支部队的残部而命名的，这些残部的人最后的落脚点就在骊阡，即今永昌。这可以看作中国和意大利渊源的又一个实例。现在，永昌县一个叫者来寨的小村庄，那里已发掘出一座古城遗址，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250米，南北110多米。这个小村庄生活着270多名外貌特征十分特殊的人，他们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睛，毛发金黄，头发自然卷曲，身材魁伟粗壮，具有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而且还保留了当地叫作“疯牛扎扛扛”的特殊斗牛习俗，可能与西班牙的斗牛有些渊源。研究基本确定，他们是古罗马人的后代。也可以说是中意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现在永昌已掀起一股“罗马热”。县城有“骊阡宾馆”，城南建起“骊阡怀古”的巨幅石雕：3尊古代人物塑像眼窝深陷，头发卷曲，显然是外国人风貌。者来寨古城墙遗址旁也立起“骊阡遗址”石碑，背面写着，“流亡的罗马帝国远征军从西域归降汉王朝后，汉王朝置罗马降人于农都尉之南者来寨，立县骊阡……”这一带成了一个最新的旅游访古的新目标，这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交流和了解。

到了东汉时，班超曾大败西域诸国，在西域活动达30多年，被封西域都护。他于公元97年派手下大将甘英出使“大秦”。这时的罗马正是内尔瓦皇帝统治时期，罗马市的人口达150多万，正是繁荣发达的辉煌时期。甘英一直走到条支的西海，即现在的波斯湾，当地人夸大海上航行困难，实际是不愿让两大国直接接触，使中间人无法作中介赚钱，甘英只好返回。但这次出使得到很多有关中亚各国的直接材料和有关罗马的间接材料。知道罗马“地数千里，400军城，有金银奇宝，透光币、金银币，金以一当十”。 

一般认为，从大秦（即古罗马）方面来到中国的第一批人，是公元100年前后从地中海东岸推罗城前来洛阳的罗马商团。《后汉书》有记述：“（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冬十一月，西域蒙奇、兜勒遣使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古罗马学者托勒密的《地理学》中，也提到曾有一位名叫梅斯·蒂蒂安努斯的马奇顿商人，同中国保持着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曾委托代理人组成赴华商团，于公元100年11月抵达洛阳，受到汉和帝的召见，并赐予“金印紫绶”。双方记载基本相符。

公元161年，古罗马皇帝安东尼诺·马尔科·奥雷利奥（Antonio Marco Aurelio，公元121年～180年）又派出使团，带着象牙、犀角前往中国交好。这时，中国已经改朝换代，已是东汉桓帝时期。我国的《后汉书》对此有记载：“至醒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遗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延熹九年”即167年。“安敦”显然就是安东尼诺的简称。奥雷利奥皇帝是一位有远见的皇帝。罗马现存的古城墙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因为是他主持修建的。他的骑马铜像原立在罗马市政府门前的坎皮多利奥广场（现在广场上的是复制件，原件在旁边的博物馆里保存）。这是保存下来的唯一一件古罗马时代的人物骑马铜像，十分珍贵。这座雄伟的铜像应该说是中意友谊源远流长的证据之一。自此，中国西海路更加畅通，友好往来日益频繁。罗马帝国后期，大秦商人来华一直不曾间断，罗马商人秦论即曾来到中国。据我国《梁书》记载，秦论经海道从日南（即现在的越南）进入我国，当时正值三国时期，曾于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在南京谒见孙权，向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更为可贵的是，中国政府还派刘咸护送他回国，可惜刘咸在旅途中病故，“论乃径还本国”。但罗马的古籍未再提到这位人物归来后的行踪和谈话，十分可惜。

在文化交流方面，最突出的事是希腊罗马的古典风格也借丝绸之路传到我国。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直到敦煌、大同的云冈、洛阳的龙门等石窟艺术宝库以及菩萨、飞天的形象和藻井、佛龛的形状等，都可看到西方古典传统的影响。

前些年，山西发现过公元14年～275年间的罗马钱币，这更是两个文明古国交往的实物明证。在越南等地发现了古罗马钱币、商物等，印度南部东海岸还发现一座商站遗址，其中有许多由罗马商人等经营的货栈、商行，遗物中还发现大量来自罗马的陶器和希腊双耳罐以及罗马帝国的钱币。这个罗马商埠在印度东岸而不是在西岸，正是同中国贸易的证明。这些都表明，中国和罗马通过印度等地的交往十分频繁。

从公元5世纪起，中国与拜占庭（即东罗马帝国）大规模地开展贸易，安提阿克是中国和拜占庭贸易的中心，也是中国商人到达的最西站，丝绸之路的西端通过安提阿克伸向拜占庭。到了公元6世纪，中国进入南北朝对峙时期，群雄割据，政局混乱。由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派遣的两名传教士来华，将蚕子和桑枝藏在手杖的竹节中偷偷带回国，终于完成了600多年没有完成的“使命”：偷窃了植桑养蚕技术，养蚕业传到欧洲。意大利至今仍是欧洲主要丝绸出产地。桑树在欧洲是罕见的，但本书作者在罗马的家门口就有一棵大桑树，每天看到它便想起这段历史。

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后，一度中断了的东西方交流重又兴盛起来。那时从欧洲到东方，均需通过地中海中部。意大利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角色。在很长时期内，威尼斯在与东方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这里最先成功地在欧洲仿制了染色软质的中国瓷器。1585年，佛罗伦萨也设厂制造蓝花软质瓷。1627年比萨瓷工制成了软质青花瓷碗，先是阿拉伯蓝色，后来又模仿中国青花，并由那里传到了到荷兰和法国。  

在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中，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约1254～1324）无疑最为著名，他的贡献已广为人知。圣方济各修会的传教士们也纷纷来到中国。1291年，该修会修士孟德维高诺（Giova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作为特使带着教皇致元世祖忽必烈的信前往中国。1294年到达汗八里（汉名为大都），即现在的北京。元成宗接见了他，准予在崇福司管辖下从事传教活动，并给予礼遇。1299年，他在大都建成第一座正宗天主教教堂，1305年有6000人受洗入教。两年后，新教皇克莱蒙特五世再派7名主教前来帮助他，其中3人最终抵达北京。孟德维高诺将《新约》等译为蒙古文，写了《书信》等著作，介绍了中国的一些情况，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圣方济各会的另一修士奥多里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到过广州、泉州、福州、金华、杭州、南京、扬州等地，1325年到达大都，朝见了元朝的泰定帝并受到礼遇。3年后他经陕西、甘肃、西藏到喀布尔，由原路经君士坦丁堡回国，写成了他的《奥多里克东游录》(Itinerarium terrarum)。这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谈到他施洗入教者达两万人。他在书中描写了各地的风光、城市规模、建筑、物产、经济状况、农产品、特产、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特别写到了中国因佛教和孔学的久远传统而对他所传的宗教信仰的抵抗。他对当时北京的皇宫也做了详细描述。更为可贵的是他对西藏情况的描写，这是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所没有的，十分珍贵。16、17世纪形成了赴远东传教的又一个高潮，这时到中国传教的大多是耶稣会传教士，著名的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6～1655)、艾儒略（Julios Aleni，1582～164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等。其中利玛窦尤为突出，他于1582年由印度到澳门学习中文，后到广东的肇庆市，结交官吏文人，展示自鸣钟、三棱镜、天象仪等新奇器物，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知识和典章制度，很受欢迎。1601年北上，在大运河被地方官员扣留，投入监狱，明神宗万历帝接报后下谕放人，命令解到北京。利玛窦到京后将大量礼品送给万历皇帝，但皇帝没有接见他，命令对他给予礼遇。他在宣武门住下，开始传教。他奉行耶稣门徒保罗的遗训，“必先同于人而后教之”，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文化，自称“僧”、“儒”，穿“儒服”，很快同官员士大夫以及书生文人等结为好友，开始传授他的知识。一方面又将中国文化翻译成西方文字，同时同徐光启等人合作，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等著作翻译成中文，对西方的绘画、音乐、建筑、测量、地图、宗教等也做了大量介绍。一些学者官员还在利玛窦的指导下，以尽可能大的比例尺绘制了世界地图，这就是《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图大到6平方英尺，图边绘制日月星辰装饰，还附有几个文人的序。《坤舆万国全图》以地球为一圆球，把东、西方两个已知的世界汇编在同一幅地图上，引进了南极洲、南北美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理概念，并且第一次在中文地图上使用了赤道、昼长线、昼短线（南、北回归线）、极圈、南极、北极等名词，又以赤道、回归线、极圈分地球为5个气候带。把地球纬度和气候的密切关系揭示于图中。《坤舆万国全图》所绘世界大陆为五大洲，即欧逻巴（欧洲）、利未亚（非洲）、亚细亚、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墨瓦腊泥加（南极洲）。当时澳洲大陆还未发现，人们尚不知道世界上有此大陆的存在。1610年5月11日，他在北京去世，皇帝特准拨土地20亩给他作墓地，并建房38间。现在，这些房子早已改建，但他的墓地仍然保存完好，有铁栅栏围护。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不仅懂宗教神学，而且精通几何、气象、机械等自然科学知识，另一些人则具有建筑、绘画等艺术技能，这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继利玛窦之后中意和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1661年病逝于杭州，葬于留下镇附近。他在中国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古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是一位举世公认的西方近代汉学的开拓者之一。卫匡国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引进中国，又热情全面地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他著有《中国历史十卷》、《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集》和《逑友篇》等等。在拥有艺术技能者当中，最著名当属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他于1715年11月到达北京，住在东华门外的教堂内。因为擅长绘画，又因画了很多以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分裂叛乱等重大题材的历史画，受到清朝皇帝的注意，成为宫廷画家，绘制了大量肖像、花鸟、历史、鸟兽画，尤其喜欢画马。乾亲自在他画的几幅骏马图上题诗。他本来是画油画的，但在宫廷却使用中国画具作画，因此将东西方画法融为一体，将西方的透视技法传到我国，既加强了画面的立体感，又有中国画的情趣，为中国画带来了新的血液。1987年在西安发现了他为乾隆宠妃香妃画的一幅戎装画，这位香妃身着铠甲，手按刀柄，很有立体感，十分传神。此画为四大名旦尚小云所收藏，文革年代被康生霸占，最后终见天日。另外，现存江西省博物馆的一幅郎世宁的《八骏图》上有“奉宸苑卿郎世宁为紫琼叔画八骏图”等字，说明他是“奉宸苑卿”。“宸苑”是皇帝的庭园，“卿”字等于 “官”字，“奉”字，是“管理”的意思，说明他是负责管理皇帝花园的官员，正三品，地位相当高。可能正是在这一职位上，郎世宁在1747年参与设计建造了圆明园中长春园的西洋建筑群，包括谐奇趣、蓄水楼、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等。这些建筑雄伟新奇，优美精致，秀丽幽雅，柔和纤巧，既有西洋建筑的巴洛克风格，又同中国建筑风格相结合，尤其是大水法等水观建筑，极为新奇，将西方新奇的建筑风格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对我国建筑影响很大，他的贡献不可磨灭。然而，令人痛惜的是，他的一些建筑作品却被有意大利参加的罪大恶极的八国联军荡毁无存。这些传教士大多博学多知，在掌握一定汉语知识后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了解更为深入，也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他们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广交朋友，相互合作，相互影响，为中意两国之间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绘画、建筑等方面的交流和传播作出了贡献。此后中意关系进一步增强与加深，清朝皇帝派出的考察大臣以及康有为、冯玉祥等都到意大利进行过考察。程思远先生1934年至1937年在罗马大学攻读研究生，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我国早期的留学生也到意大利学习考古、建筑、艺术，回国后均有相当建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之间虽未建交，但接触和交流不断增加，意大利一些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频繁访华，我国也派出文化、科技和友好人士访问意大利。1964年11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意大利外贸协会在罗马签订协议，双方互设了商务代表处。更为重要的是，1970年11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正式建交，为中意两国的交往开创了新纪元。最近几年，中意两国的年贸易额达320多亿美元。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增加。民间交流和来往更为活跃，很多中国人喜欢学习意大利语，现在国内有近10所大学开设意大利语言文学专业，各种短期训练班难以计数。意大利有30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其中10所为本科，学习中文的有3000多名学生，甚至有20多所中学也开设了中文课。据悉，中意两国有关部门已联合筹建了10所名为“孔子学院”的专门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学校。最近，旅游资源大国意大利已也成为我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大批中国旅游者和洽公人员以及各种团组将会前来旅游观光和访问，这必将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摘自《意大利之旅》（刘儒庭 温承德著）（意中基金会，2005年版），标题为本刊所加。